劉建華 原文 (無題)
[曾德平][對商業和藝術的關係的反思]
[[羅文樂]][[插咀於劉‧曾對商業和藝術的關係的反思]]

[[讀完劉‧曾兩位大兄(下稱劉‧德‧華)的文章，感概良多。當文化藝術商業化的形勢大好之時，「獨特見解者」如劉‧德‧華的洞見，每每發人深省，當頭棒喝。近來太多人習慣攪騎劫，為了標奇立異，我只好選用插咀形式，把討論延續，深化 / 淺化。希望引發更多的回應。]]

[讀完劉建華兄電郵的文章，感概良多。當文化藝術商業化的形勢大好之時，「異見者」如劉兄的洞見，每每發人深省，當頭棒喝。近來習慣攪騎劫，那就順勢騎劫劉建華的文章，把討論延續，深化。希望引發更多的回應。]

藝術面對商業化，在今日世界，在香港這金錢社會，是遲早也要來的(考驗)。問題是，商業化本來就是商業化，藝術結合了商業，「在商只言商」，商業的性質沒有改變。而對於藝術，若那不過是多了一批商業的藝術，站在文化藝術本位，我不明白這有什麼好特別吹捧。這不是文化的發展，相反是文化的危機。媒體的報導一面倒不出奇，但連《文化現場》這種文化資助的雜誌也是如此？(我還以為我在看《AM POST》呢！)和《打開》創刊號的「藝術與商業」專輯「不是托市而是…探究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的複雜辯證」比較，《文化現場》作者把圈中階級分殊現象打成「成見」，將新文化人稱之為「開明或進步」，文化拉扯的探戈，還不是已全面向創意工業的論述傾斜?

[《文化現場》出版人區惠蓮在創刊號的題為《打破十年孤寂》的出版人語裡就把《文化現場》放到《70年代雙周刊》、《年青人周報》、《越界》等文化刊物（相信《打開》也包括在內）的歷史脈絡去定位和定性，表示《文化現場》就如其先行者，扮演著「文化藝術評論空間...見證了市民的精神素質」的角色。作為《文化現場》其中一名顧問，我認同文化刊物這樣的社會文化角色，也期望《文化現場》能承先啟後，開創更深更廣的評論空間。總編輯趙來發顯然夠資深，擘頭第一句就表明「新刊物創刊總是慘烈艱苦的工作」，而且，他們「只能按撥款者與有限的讀者期望，去摸索究竟該放入什麼內容，結果不是出人意表，便是乏善足陳...往往要費幾期的時間，才是稍為令人滿意」。相信曾經獲得藝發局的資助攪出版的，都體驗過這種兩難處境。但我感覺到劉建華老兄的恨鐵不成鋼肉緊，在於接受不了一份有文化資助的刊物（也就是有質素保證，否則何以得到資助）一開始就隨波逐流，對「大紋大路」的封面故事，缺乏了批判性的思考角度和擴張性的論述。如果，這種缺乏批判性思考和擴張性論述的評論或說故事方式是「見證了市民的精神素質」的呈現—跟消閒性普及刊物無異的一種方式，那麼，《文化現場》只不過是見證了眾所周知的普羅香港大眾的精神素質罷了；而「文化藝術與商業」作為創刊號的封面故事，極其量，只不過在那耳熟能詳的故事裡，多加了一抹於今尤烈的況味罷了。]

[[「普羅香港大眾的精神素質」是哪來的想像？和無線對師奶觀眾的想像是差不多的東西？若果文化刊物都不能回歸專業，利用商業元素(消閒性、普及性)來守著文化、思辨的重要性，那麼還是更名為《無線電視》吧……:p「缺乏」真的是「見證」的呈現嗎? 還是說這只是觀者的一種善意詮釋?若果《文化現場》可以用一期把這種「缺乏」作整理(或評論或展望或個開玩笑等等……)，於我來說，好像會更貼近「見證」此行為。「見證」「缺乏」的方法又是「缺乏」，何苦？坊間不是已經有在此方面做得更好的刊物了嗎？買本《便利》不就可以了？唔……還是說《文化現場》其實是想和《便利》爭飯吃？]]

現今的藝術世界，在美國那種紐約畫廊通私人基金收藏、到歐洲的幾大藝術展銷會(art fair)，及至中國的拍賣市場主導下，已成了一個龐大的全球市場遊戲。《信報》刊登〈葛咸城藝術風〉的作者稱不明白香港藝術家邊青為什麼會眼紅，但人各有志並不出奇，品味也各有不同，不少藝圈友人看了〈葛〉文，就不明為何文章最後筆鋒一轉而變成了對某平庸藝術家的文宣。對於香港藝術家，想走商業而當初未能者，現在似有機會了。一些未想過這問題的，現在的確要想想，因為現在似有機會了。不想走商業的，就更要想想，因為擔心的局面真的到臨了。更改已往圈中人曾德平的說法，「邊緣」(的藝術)再不是(藝術圈的)「中心」了。當中心是抓錢的地方，邊緣的藝術就要讓位，不好阻人發達。事實上也再沒有什麼人想搞抗爭，因為那分不了一杯羹。(騎劫，則或成為了邊緣對付中心的僅存策略。)

[這種「邊緣」和「中心」的策略性關係是我十多年前讀碩士課程時，自學後殖民理論的發現。邊緣位置意味著參與其中的身份，狀態若即若離，可攻可守可退，發聲空間寬闊，聲量可大可小，時大時細，適隨尊便。一句講哂，主動權在自己手中。唯一緊記的原則是，「邊緣」是一個不固定與及不能固定的位置，一固定下來就成為了某一個形式的中心，也就是被其他的「邊緣」包圍。這個「不固定的位置」經常令人感到不舒服，因為要面對很多uncertainties。一旦達到certain的狀態，就要走位，跳到 邊緣。故此，邊緣位置就是不斷反思的過程。自此，對於藝術圈中事，我一直抱著邊參與邊反思的態度。很多時候，我刻意讓自己在事件中靠邊站，在邊緣佔一個位置。這種自我邊緣化的策略旨在讓自己看清楚事情的脈絡，與及參與其中的人的言行舉止。故此，很難避免令人覺得我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我自己則覺得無所謂，反正我找到一個自己舒服的位置。]

如Liam Gillick所說，在藝術世界，評論的獨立空間、影響力不著在消退，策展成了一種迂迴參與、介入式、從多方利益之間於字裡行間搞評論批判的滲透可能。但《文化現場》作者稱這批少數人物能「左右逢『源』」，誰不知不過是種包裝的美詞，實在機會再多，還不過是在多方要求的綁手綁腳環境下討口飯食？謀生能力何時等同於藝術的專業性？商業的藝術，當然可以從中看出藝術，商業的藝術(富人的藝術)，是可以「很藝術」的。「不要色情、暴力、政治」是一些拿獎的推廣藝術機構廣為人知的贊助方針(若不說是審查)。但今天似乎大家也寧願先收口讓錢流進來，以曲線手法對待。聰明的就再把色情、暴力、政治留放在畫廊抓另一筆。當商業的藝術可以很藝術，藝術當然也可以是很商業的。

藝術的商業化，埋手商業，可成為消費式的，向藝術埋手，則成為投資式的。投資拍賣藝術品，非一般市民可以負擔，不單是文化而同是政經問題。至於消費式的，目前主要有兩類，一類還是高檔品牌拍合藝術形象的市場策略，藝術的文化資本被商業掏用。另一類則似是把藝術活動化成為可消費的消閒性活動，吸納更零碎和中檔次的市場。名牌廣告出現在文化刊物，是誰在開拓誰，其實現實主客難分。同使擔憂的，是《文化現場》文章對於商場展覽和演出，都是從數字(數量、入座率、賣出率)來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看不出當中發展的荒謬。時代廣場驅逐自發演出者，以易於消化的潮流文化、犬儒政治藝術作品，粉蓋自身管理上的連番失足。既然商業藝術長期不存在，對藝術商業化的「成見」從何而來？還不是商業巨貿在香港財大氣粗，口味平庸？「成見」不過是說已成共識的見解。在今天，為什麼仍要推祟藝術才是搞文化，其實正是要把「文化是平常事」的文化政治性推倒，也反過來，證明了商業壓根不是文化，因此才要搞藝術扮文化。

[也可以嘗試用「邊緣」的角度去看商業藝術—藝術家從事創作以供商業用途，可能比較容易處理，因為商業藝術是有跡可循的。雖說商業活動是一種供求的關係，但在這個所謂「晚期資本主義」的世代，路人皆知的事實是，供和求都是人為的。我們掛在口邊的「做生意」也就是這個意思—生意是做出來的。若果，有藝術家朋友心甘情願作為「做」或「被做」的一部份，我也樂見其成。]

[[「晚期資本主義」的世代，路人皆知的事實是，商業主導下，藝術家只有「被做」的份兒了。]]

依社會學家Gehard Schulze的分析，對藝術有興趣的主要一群(self-realization-milieu)都是相對無財無勢，跟座擁政經影響力和資源的權貴(niveau-milieu)恰成兩個柱躉(corner post)，也構成了一種本應如是的「政治」拉扯。若香港真是經歷著什麼「範式轉移」，典範危機的根本問題為什麼沒有人會問？這不是「去政治」是什麼？藝術就是投資炒賣的物品而已？是有錢就可消費的東西？當然不祗是如此，但那它還是什麼？搞藝術是為什麼？

[台灣文化評論人宋國誠的一番話，道盡了資本主義社會如香港怎樣對待藝術的事實：「資本主義是一種『把什麼東西都拿來賣』的制度，包括把藝術、文化也當作商品加以產業化、管理化的制度。這種制度迫使藝術家不再服從審美與人性的原則，而是利潤與俗氣的光環。」（摘自http://pots.tw/node/4569）那麼，從邊緣的位置看著藝術家朋友發大達，也是賞心樂事吧。推而廣之，把「先讓部份藝術家富起來」定為國策，也不失為一樁美事。俗氣？我身上的也不薄啊！常言道，香港是自由（買賣）市場，那就讓我們這些酷愛自由的藝術家身體力行地去體會一下，市場裡的自由跟我們追求的自由是否同一回事。真個我不落（市）場，誰落場。至於政治，香港的政治範式就是鳥籠政治，也就是政治領域裡的所謂自由。將這個範式套在去政治化的商業藝術中，唯一可能的藝術範式轉移相信是「鳥籠藝術」的出現吧（跟甘志強無關）。這是商業藝術自古有之的範式，並非香港原創。對！連原創都談不上。]

[[香港藝術家林東鵬一番話，道盡了資本主義社會於香港怎樣倒塞藝術的事實：「現在xxx畫廊跟我簽約了，她會每月給我一份糧，我給她代理我的作品。」(我的生計跟我的藝術掛鈎了。)有錢就梗係好啦，但富起來的藝術家能否在「鳥籠藝術」以外還有骨氣搞「藝術」，倒是我想知的。「晚期資本主義」的世代，「鳥籠」的設計更像生命維持裝置。尤其這範式自古有之，我們更不應把其壞處都直搬過來。 ]]

有了「國際藝術展」，香港就很國際接軌嗎？在博覽會中，究竟有幾多是使人耳目一新的國際藝術？還是更像另一本摺拉開來的拍賣目錄？比較筆者只(也已是多年前)到過意大利拖連奴（Ｔorino）、墨爾本，以及香港過去幾次的藝術博覽，拖連奴那趟無論在錄像、裝置、獨立非牟利參展單位等數量和水平上都遠勝其它，相反香港今趟大畫和相對來得狹逼的空間之對比下，指向的會是那一種收藏及展示空間？我納悶地在這市集打了一圈，唯一喜歡的，還是一個香港藝術家在法國巴黎著名畫廊空間作的裝置。比較人們觀賞同一位藝術家那掛在Sovereign藝術基金攤位的裝飾性罵人字花的畫幅，看到那裝置新作的人相信還是不會多，因為藝術就是這樣被他們踩了在腳底而懵然不知。這煞不是什麼奇觀，不過就是藝術。

[在這場鋪天蓋地而來的「國際藝術展」裡，有香港藝術家願意擔當蓋地的角色，我感到無比快慰。這類作品是上述那種缺乏批判性思考和擴張性論述的評論經常忽略的。踏在作品上，我跟同行的女兒說：「依個哥哥係我哋曾家嘅光榮！」自然地，亞女的反應是：「老豆！依D場合，唔好攪爛gag啦！唔該！」只是，我心裡明白，亞女重細，還未知「做生意」是怎生一回事。於是，我領她到另一家畫廊，吊高嗓門，用十足十的買家腔調，問那位笑容可掬的靚仔sales,”Is this the only Kiefer you have this time?”目的是要亞女聽聽，一個超級市場的sales如何縷述一個名牌的家族故事。然後，好讓我向亞女細心/小心地解釋，哥哥給我們的訊息是，同一個名牌生產的貨品，有很多其實是一文不值的，尤其是在超級市場找到的那些。]

[[德平大兄何嘗又不是曾家嘅光榮呢！好多我輩藝術家都係飲你奶水大o既。其實當下很多so called critical雙年展都淪為超市，而跟據「見證欠缺就是久缺」定理，這可能就是呈現了「沒有超市，沒有藝術。」這個當代藝術境況。「邊緣」？或許早已迷失於超市貨架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