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明明是好戲放映後的討論,嘉賓葉蔭聰大概是從其自天星皇后得到的經驗提出,運動總不是能如港人在89事後一直提出學生未能及時抽身的責任,以一如公司的投資決策的思維來重審計算.(其實當年很多學生都無意挑戰共產黨,相反他們很多的行徑都很共產黨式,因此,他們的責任,某程度實在也是教育他們出來的共產黨的責任?)

今天剛重讀到馬家輝談天星皇后的文中就發現其中談到捍衛天星皇后的運動,扯到54年學生運動中胡適的一番話:

胡適於90年前撰文論及五四運動，曾經心痛地指出，「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覑，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反轉來講，如果在常態的社會與國家內，國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種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著，那末，青年學生，就無需干預政治了，政治責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我們不要忘記，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是變態的社會裏不得已的事，但是它又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因為是不得已，故它的發生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故這種運動是暫時不得已的救急的辦法……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馬家輝:這又是一課「刁民教育」的好材料

學生的責任,此(五四時的)責任與彼(六四時的)責任,當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責任問題.但學生之有責任,也是大人之失責,這樣說,就誰似乎都沒法不負上點責任.